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后疫情时代中外合作办学的挑战与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与英国基尔大学合作举办外交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我国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进程显著，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实现了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着力破除机制体制障碍，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改进高校境外办学，改革学校外事审批政策，持续推进涉及出国留学人员、来华留学生、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的改革，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法律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这为我国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国内学生赴外留学带来了严重的阻碍，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一阵逆全球化浪潮，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给我国教育对外放开放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应基于自身优势，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紧抓国际教育教学发展新趋势，为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进程添砖加瓦。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迅速蔓延、国际格局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面临巨大挑战，具体体现在：学生的国际流动受阻、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遇冷、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工作开展受限。（一）新冠疫情阻碍留学生群体的跨国流动，同时也加大我国海外教育领事工作的压力出国留学是国内学生拓展国际视野、学习先进技术知识、实现自我提升的重要渠道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高度重视留学教育，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方针推动我国出国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性蔓延所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给原本有海外留学意向学生的学业规划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此次疫情大流行对教育系统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影响将近16亿的学生，波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学校和其他学习场所的关闭已经影响全球94%的学生，已经拿到海外高校录取申请的学生也面临着是否能够顺利赴海外学习的困难。根据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QS）发布的《全球国际学生调查报告2021》（Global International Student Survey 2021），65%的国际学生表示新冠疫情影响了他们的留学计划，47%的国际学生打算推迟或延迟到下一年入学，16%的国际学生打算更换留学目的国。该调查报告强调，未来国际学生正面临日益复杂的教育环境，他们在赴海外留学的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包括疫苗注射要求、签证和流动限制、隔离担忧等因素。由此可见，如何有效疏导“滞留”国内的学生，确保他们能够继续接受高质量的学习成为各高校和教育部门需要攻克的难题。自2020年3月境外新冠疫情迅猛爆发以来，大量海外华人包括海外留学生回国，但同时仍有一百多万留学生在国外，2020年中下旬国内疫情稍有缓解后又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前往国外求学。留学生在国外的安全往往引发国内家长群体的关注，当出现新冠疫情这种罕见的严重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时，如不进行妥善处置和应对，可能会造成较为重大的舆论和社会管控风险。加之，欧美国家抗疫不力，疫情出现反弹，留学生获得安全稳定的隔离居住场所面临重重困难。较大的回国风险以及对于海外领事保护资源需求激增等都为我国驻外使馆的领馆领保工作造成了压力。2020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疫情期间中国海外留学生人员安全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强调要以多渠道保障海外留学人员健康与权益，为广大留学生和家长打了一剂“强心针”。然而欧美国家出现疫情反弹、种族和文化歧视所引发的信任危机等因素给我国未来的海外教育领保工作增加了难度。（二）国际格局的巨变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变化给教育对外开放带来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以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的抬头，给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设置了障碍。从此次全球疫情防控情况看，西方国家各自为政，缺乏团结合作的凝聚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逆全球化的方式为本国摄取经济利益。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给中美教育合作与交流带来很大挑战。2020年5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禁令，对中国部分研究生、博士、访问学者实施留学限制。2020年7月6日美国入境与海关执法局曾发布通告称2020年秋季学期的外国留学生如果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虽迫于压力，美国政府已于2020年7月14日同意撤销针对国际学生的签证限制政策，但未来仍潜在不确定因素。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人文交流领域采取诸多激进的行动，如取消和平队在中国的志愿计划、终止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实施富布莱特计划、要求孔子学院注册为外交使团、暂停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相关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限制获准在美国大学主修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中国研究生人数等，造成中美教育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2020年美国大选落幕，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 Jr.)最终获胜并入主白宫。作为民主党建制派代表的拜登上任伊始便宣称要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重振美国中产阶级。虽然拜登试图使中美关系回归到总体稳定和积极的轨道，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主题可能仍是对抗和竞争。一方面，拜登需要应对特朗普政府留下的“政治遗产”，例如将中国确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用“贸易战”处理中美贸易问题、掀起反华力量等，也有学者称其为“特朗普主义”（Trumpism），其目标就是让美国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繁荣且得到尊重的国家，让美国再次伟大。其一系列极端行为导致了美国的政治极端化和社会的撕裂。如何在“后特朗普时代”处理好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未来走向。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特别是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体现出的韧性，使美国意识到中国强大的经济复苏和生产能力。正如有学者认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美国强硬回应这种威胁，因此中美竞争将是全面的、长期的、战略性的。尤其是中美对抗的主要战线和领域之一就是高科技和人才竞争，这些都表明当前国际环境、大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给未来出国留学乃至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新冠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大量在国内从事教学工作的外籍教师滞留国外。2020年3月26日，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暂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的公告》，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这意味着短时间内，负责中外合作办学教学工作的外籍教师无法返回中国，加上国内学生居家学习所造成的师生分隔，给教学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我国教育部门积极部署防疫工作，实施延迟开学和“停课不停学”等措施，授课方式基本转为线上教学。同传统教学方式相比，互联网空间具备时空灵活、资源共享、行为数据化、信息众筹、关系网络化和系统联通化等典型特征，尽管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能够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但是仍有相关研究表明在线教育的学生满意度不高。英国教育咨询机构(IDP Connect)对近6900名国际学生关于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出国学习动机和态度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仅有31%的国际学生愿意选择在线完成课程，并且待疫情好转后选择恢复线下学习。美国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也认为：“世界上大多数教师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远程课程培训，没有高质量教学和学习所必需的各类先进技术，也没有积极调整传统课程以及适应网络教学，因此，线上教育质量可能面临挑战。”同时，因为时差问题，滞留国外的外籍教师需要及时协调变更授课时间以保证教学顺利进行。此外，由于跨国出行、复工复学等限制措施以及基于保证师生生命安全的考虑，很多中外合作办学按照原培养方案出国学习的计划也面临取消或推迟的风险。新冠疫情给我国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外合作办学带来了改革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在新形势下，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应发挥其特有优势，精准捕捉机遇，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主动适应新常态，力争做到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一）利用中外优质资源构建人才高地，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本次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国际格局的变化，改变了全球人才流动的局势。阿特巴赫和德维特(De Wit,H)认为，新冠疫情引发了全球学生流动性的下降，疫情危机结束后，可能会出现全球流动模式的重组，全球学生流动的目的国将从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转向亚洲和中东。一方面，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此次疫情对我国庞大的留学生群体造成巨大冲击。疫情期间海外针对留学生和华人的歧视性事件层出不穷。教育部于2020年6月发布了2020年第1号留学预警，提醒广大留学人员做好风险评估，谨慎选择赴澳或返澳学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防疫工作中表现出色，体现出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恢复能力，因此，可能会吸引更多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以及促进海外人才回流。正如英国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在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学生流动和国际教育供给的影响时指出：“各国在医疗保健和紧急援助方面的声誉及各种健康安全问题对于留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国时变得愈加重要，拥有强有力的卫生和治理体系的国家，在国际教育中的地位将会进一步上升。”在面对未来来华留学人数上涨和人才回流的形势下，中外合作办学要抓住机遇，利用中外双方优质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筑人才高地，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作出贡献。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演进。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我国培养高水平、国际化人才的平台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进一步提升教育对外开放的规模和质量。正如我国有学者指出，适应和服务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首先，中外合作办学依托国内高校，在疫情下可以保障学生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化部分“滞留”的留学生群体，防止人才和教育资源的流失。2020年9月教育部就“发挥合作办学优势 疏解出国留学难题”发布相关解决措施并答记者问，允许部分高校适当增加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招生名额，为我国留学受阻的学生提供更多就学选择，这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对社会关切和需求的高度重视。其次，中外合作办学应统筹跨境教育合作布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目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主要与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合作，同相邻国家高校的合作项目较少。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新时期我国教育对外发放，深度融入世界教育改革发展潮流提供契机。因此，我国需精准把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趋势，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合作，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和规模的双重发展，为我国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培养所需人才。（二）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独特优势，开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模式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了新机遇。受疫情影响，国际学术会议、学术人员交流、高校科研教学等形式受到极大限制。在后疫情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可以突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物理限制。例如，通过举办“线上学术会议”、“线上交流论坛”等方式打破学术交流的时空界限，拓展交流渠道，实现参会者间的实时交流。中外合作办学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这一契机，构建中外合作办学网络化平台，打破时空界限，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促进我国高校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此外，中外合作办学要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力量。正如《意见》中指出，“中国将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合作，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中外合作办学不仅是中方与外方学校的相互合作和资源的单向借鉴，更是两种文化价值和教育模式的碰撞与融合，这为更好地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基础和保障。同时，中外合作办学凸显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我国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使他们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的有效参与者，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方案。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于人员的跨国流动造成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势下，“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20世纪90年代末，本特·尼尔森(Bengt Nilsson)将“在地国际化”定义为：“除学生跨境流动之外的任何与国际化相关的活动”，其目标是让所有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都能够拥有国际视野与多元文化的熏陶以提升自我素养。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同注重学生跨国流动的传统国际化教育相比，“在地国际化”聚焦于本国本土院校，其目的旨在使那些无法满足实现跨国流动条件的学生享受到国际化的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教育公平问题。另一方面，“在地国际化”使重心从学生流动转移到本国的课程国际化以及国际化校园环境的建设。正如贝伦(Jos Beelen)和琼斯(Elspeth Jones)将“在地国际化”重新定义为：“在国内学习环境下，有目的地将国际的和跨文化的维度融入所有学生的正式和非正式课程中。”加拿大学者奈特(Jane Knight)也强调，“在地国际化”更加突出基于校园的策略，需要更多关注到校园和课程来帮助学生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更紧密、文化多样性更高的世界。大学则有责任通过校园和虚拟活动等将国际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野融入到学生体验之中。“在地国际化”理念为全球疫情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在人员流动受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利用已有教育资源尽可能给本土学生提供国际化的教育服务。中外合作办学被誉为“不出国门的留学”，应发挥其特有优势，推进我国“在地国际化”发展。首先，作为我国跨境教育的主要形式，中外合作办学在推动高校国际化发展、拓宽人才培养途径、满足人民多样化优质教育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我国加速教育对外开放的步伐，中外合作办学逐步走上规范化、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化资源。特别是此次疫情爆发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响应国家号召，为缓解国内留学生出国压力贡献力量。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是疫情背景下学生群体获取教育国际化资源的最佳选择之一。其次，中外合作办学应利用国外优质资源，积极帮助本土院校构建国际化课程。国际化课程是指：“将国际的、跨文化或全球的维度融入到课程内容、学习成果、学习评估、教学方法和支持服务之中。”中外合作办学的优质资源包括课程教材、教学理念、考评方法、师资队伍等，它们可以将课程与国际接轨，将国际和跨文化理念渗透到日常教学服务之中，同时，也可以营造良好的国际化学习氛围和校园文化。最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通过开展中外双方院校的对话，一方面可以有效保证教育教学的精准化开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其应对突发事件的灵活度和高效性。通过由合作双方建立的联合管理机制，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决策，讨论建立有效的实施方案，共同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教育挑战，保证学习生活有序进行。三、后疫情时代中外合作办学促进教育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建议新冠疫情对全球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给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也带来诸多挑战。笔者基于自身从事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经验，根据新冠疫情后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面临的新局面，在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推动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方面提出几点建议。（一）中外合作办学应促进教育合作“引进来”，加快教育对外开放的步伐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及国内教育的发展，面对新冠疫情后人员和资源流动的限制，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要从“走出去”转为“引进来”，做好“主场办学”，这也是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外合作办学应该立足自身优势，结合国内潜在留学人群对于国际化教育的需求，引进融合外方优质资源，精准打造出更加本土化、定制化的国际教育产品。引进哪些资源和要素为我所用至关重要，一方面，要紧密结合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的需求，加大支持引进符合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的专业，如国际组织人才等各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专业，国外先进高端技术人才培养的高职高专专业等；另一方面，要抓住疫情带来的线上教学模式的变革，探索通过线上、数字化、人工智能等多种形式和方式引进国外的优质课程以及高水平教授等一流的教育资源。（二）中外合作办学要加快中外融合，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中外合作办学要做到“以我为主、主场办学”，真正引进先进教育资源，体现教育的主权，这对于人才培养体系、办学模式、具体运行、学生权益保护、思政教育等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是讲究规模，今后中外合作办学等教育开放工作要更加重视成果转化，做到中外教育资源的真正融合。在对外合作和引进资源上不能只有“等靠要”的思想，应该通过合作办学切实的学习、融入先进的教学理念、管理模式等，同时要积极创新，探索新办法、新模式以增强自身发展和提高的源动力，使得在面对疫情或者其他重大危机时办学还能正常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实现干扰最小化和真正“不出国的留学”。例如，在妥善安排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赴国外学习的学生方面，应以保证学生及教师身体健康和安全为根本，本着降低疫情对原定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产生干扰的原则，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取得中外方学历的前提下，建议合作双方以学期为单位共同商讨制定紧急预案，在教学上可采用混合教学和联合讲授模式，由外方教师采用远程线上教学方式进行课堂讲解，中方和外方在华教师组织学生课堂讨论并进行课下辅导。这样一方面保证学生最大程度接受到原汁原味的外方课程讲授，另一方面，也以此为契机，深入合作交流，加强双方教学和管理融合，并为线上线下相结合、将线上教学纳入常态化教学的探索和发展积累实践经验。（三）中外合作办学应丰富其内涵，探索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新路径后疫情时代教育新业态逐步凸显出来，“互联网+”、“智能+”的在线教学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重要发展方向，线上教育模式、方法甚至学历教育的线上化和质量保障是对各国的新课题和挑战。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试验田，中外合作办学要丰富办学内涵，就要解放思想，有所创新，抓住新冠疫情带来的机遇，迎接挑战，做好排头兵和先驱的作用。首先，中外合作办学相关审批政策包括评估标准应根据疫情后国际教育的新发展做出调整，研究在未来新批项目的外方教育资源评价标准中加入对线上和数字化教学能力的考量及线上学历教育的质量监管保障等措施。发挥审批和评估的“指挥棒”作用，通过科学的审批和评估标准要求，指引和促使国外院校拿出真正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克服物理隔绝等困难完成过去无法实现的“引进”，如借助线上教学的技术和模式真正引进国外顶尖院校知名教授的课程和授课方法用于并融入合作办学的本土教学。与此同时，对于现有项目的自我发展和评估要增加和强化线上和数字化教学能力的评估模块，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合作办学这个合作交流平台研究、总结和学习国外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和经验，加速推出我国线上学历教育的培养体系、方法、手段和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建立自己的甚至国际上领先的标准，实现新形态教育趋势和环境下的“弯道超车”。中外合作办学的性质决定了它非常适合进行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疫情后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新路径的平台与窗口。传统局面被打破往往意味着迎来抢占前沿和制高点的机会，在未来高等教育的新竞争中我们不能落后，必须紧跟国际最新发展动态，提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国经验乃至中国模式，对此中外合作办学应大有可为。（四）中外合作办学应延展其外延，探索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的进一步改革上文提到疫情发生后，国内有大量原本计划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可能面临短期内无法出国的压力。另外，计划继续出国深造的学生也可能会基于安全、签证等问题放弃就读机会或延期入学等，这种情况下中外合作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潜在留学人才提供国际化的教育产品和服务，满足其需求。但这需要合作办学更加开放，更加突破体制和机制的障碍。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只有课堂教学，它是一个完整、复杂的有机体系，还涉及到人才的发现和选拔以及人才培养不同阶段之间的衔接和输送。因此，中外合作办学的外延不能仅仅局限在“办学”上，而要考虑向人才培养体系上下游即人才遴选和人才输送方面延伸，要把好人才“入口”和“出口”。具体而言，过去中外合作办学强调的是引进办学模式，注重人才培养、教育过程，而在招生方面以高考分数为本科入学唯一评定标准，培养过程照搬国内统一的学制安排，对于本科与研究生层面如何衔接则没有过多涉及。今后中外合作办学应在招生和本硕衔接方面下功夫，结合国外高校招生制度的有利方面进行研究和融合，促进合作办学主体、招生渠道、本硕博衔接机制等进一步开放。不久前教育部就已经批准的一部分有条件的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适当增加招生名额，缓解今年出国留学难题。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还仅是一个临时的救急措施，既有规模限制也没有形成固定的机制。借此契机，教育管理部门应开展研究和讨论，进一步探索完善合作办学项目的招生制度，并且与我国高考体系和研究生招考制度紧密结合，进行动态调整，做到兼顾好教育公平和教育国际化的均衡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疫情给有出国留学意向学生的学业规划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多样化的招生手段和方式也有助于国内高校通过合作办学提前锁定优质生源，减少人才流失。中外合作办学作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与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应该在新形势下转“危”为“机”，推动我国教育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同时积极创新，扩展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完善自身的模式和路径，加快加深中外教育融合，做好“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本土办学，为广大学生提供一流、优质的国际化教育产品和服务。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国家最新十四五规划中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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